点亮网Dianliang.com消息： 作为我国遥感技术领域的开拓者之一，童庆禧对信息化有着独特见解。近年来，他又积极倡导建设“数字中国”。
见到童庆禧院士是在一个天气炎热的午后。我在北大遥感楼一间办公室落座不久，门口出现一位长者：下身一条蓝色牛仔裤，上身一件条纹衬衫，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儒雅又不失诙谐，稳重中透着活力。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院长童庆禧先生。
时间有限，没有过多的寒暄，采访迅速展开。
要成功先要锻炼人生意志
“我们这代人的生活格言就是‘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童院士这样回忆自己的学习和事业。实际上，也正是在这种个人与国家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取舍与结合之间，他成为了我国遥感技术与应用领域的开拓者之一。近年来，他又成为“数字中国“的积极倡导者。
1955年，新中国建设百废待兴，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成为加快国家建设的重要路径。这一年，广西要选拔一批高中毕业生参加留苏预备人员全国统考。经过多轮严格筛选，桂林中学高14班毕业生童庆禧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在国内进行了一年培训，他顺利进入前苏联(现为乌克兰)敖德萨水文气象学院就读。
“我这个人好动，很想学机械、动力等方面的专业，但那时的专业分配是根据当时国家发展需要宏观协调的。所以最后被派往水文气象学院学习农业气象。”尽管学非所愿，但童庆禧没有抱怨。既来之，则安之。童庆禧在苏联留学期间发奋努力， 1961年他和他的同学们以优异的成绩从敖德萨水文气象学院毕业。并且他德智体全面发展，在知识学习名列前茅的同时也获得前苏联体操和射击两项二级运动员荣誉。
“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就是到国外去学习。”童院士愉快地回忆自己的留学生涯，“一个无知的少年，通过这个机会了解了国外的情况，得到了学业和素质上的提高。大学的教育好像给了我一把钥匙，让我去开启知识的大门，懂得了如何去充实自己，懂得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他这样形容留学苏联对自己举足轻重的作用。
1961年秋，童庆禧学成回国。在经过一些人为的周折之后，1962年春天奉调来到北京中科院地理研究所从事气候学研究工作。
1965年，童庆禧迎来了另一件对他人生历程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参加国家组织的珠穆朗玛峰登山和科学考察。当时攀登珠峰和进行科考的条件远不像现在拥有各种各样的先进设备。珠峰科考，虽没有登顶的任务，但在海拔6000多公尺的高山上进行较长时间的科学观测工作，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生命随时都会受到威胁。“当时攀登珠峰一切依靠自己。工作和住的帐篷、做饭的炉子、锅、粮食以及所有的科学仪器等一个背包就50多公斤重，全靠自己背着在氧气稀薄、陡峭崎岖的山上一步一步向上攀登。”他曾两年两度在珠峰陡峭的岩下6500公尺和6300公尺处建立观测点和宿营。亲手架起观测仪器，日出而作，日没而收。晚上睡在坚硬的冰面上，一顶帐篷、一张狗皮褥子、一个睡袋，身下是永久沉积的冰川。日与晶莹的冰雪和陡峭的山峰相伴，夜与呼啸的山风和漆黑的孤独相随。一次观测就是一个星期，回到位于5000公尺的大本营时人已晒得焦黑暴皮，几乎难以辨认真面目。
回忆起这次科考，童庆禧感慨，“有了在这样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