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网Dianliang.com消息：如果草案变成法律，将是企业、工人、政府三输的局面。只有一种人会赢：那就是打劳动争议官司的律师。
撰稿／汪 伟（记者）
新民周刊：从某种程度而言，《劳动合同法》立法的必要性来自于《劳动法》的某些缺陷。今天如何评价《劳动法》？
董保华：《劳动法》的不足在于，第一，它的“劳动者”这个概念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实，劳动者不一定都弱势。董事长、总经理也是劳动者，但他们同时又是雇主。《劳动法》的“劳动者”概念是１９９２年前后提出的，起草者对市场经济会出现多少主体并不清楚。１０年中，中国涌现出很多市场主体，劳动者出现了分层：特强势劳动者如董事长总经理，强势的如白领，弱势的如民工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劳动法对此没做区分。第二，有很多人没有被目前的《劳动法》覆盖；第三，部分标准虚高，如工时、补偿金、医疗期、探亲假。第四，《劳动法》执法不严。
新民周刊：从立法思路上来说，《劳动法》的问题似乎可以通过修法来调整。为什么要单立《劳动合同法》？
董保华：《劳动合同法》是一次先有动议再去找问题的立法。在整个立法讨论的过程中，劳动法学界对《劳动合同法》立法的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共识或者结论，也不能判定立法的走势。这个稿子走到今天，问题也正在这里：大家弄了一个东西，但大家都不知道它会走向何处。
新民周刊：既然法学界对《劳动合同法》缺乏共识，草案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董保华：形成现在草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立法者脱离实际，二是草案是改革之争的产物。
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主流思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劳动法》一度十分冷落。年轻人专攻此法的很少，中年学者则多为兼治。本届政府强调公平与和谐社会，《劳动法》从边缘走向中心，匆忙上阵的劳动法学者没有心理和学术准备，分配学术资源变成了首要目的。草案在某些问题如劳动派遣上，有一种先破后立的思维方式。改革尤其是改革中的不公正现象产生了一种情绪，一部分学者代表了这种情绪，我的看法是，所谓好与不好，都是比较出来的，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只能在改革中解决，反对的时候，“破”的时候，要想想替代性的方案在哪里？
新民周刊：争议的根本分歧在哪里？
董保华：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产生的矛盾。有人将争议描绘成：劳资对立、学者站队，是社会法与合同法在对立，是倾斜保护原则与平等保护原则在对立。而我董保华，被说成是资方代表，被说成主张以合同法的原则指导劳动合同法立法、主张平等保护。
新民周刊：如何评价现有草案？
董保华：从价值取向上来说，起草者不明白自己起草了一个什么样的法律，也不明白这部法律可能产生的影响；从立法技术上来说，一个法律义务对应数个法律责任，技术有问题。
现有草案试图通过提高劳动基准，在宏观层次来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这种立法思路在草案中可以概括成为四个方面：对企业实行宽进严出，对员工实行宽进宽出，对劳动管理融入员工主导，对劳动关系实行行政干预。我对草案有个评价：凝固化、标准化、形式化、行政化；其结果：宽进宽出摧毁了商业秘密和培训制度；宽进严出，摧毁了招聘
